2018年4月7日 星期六

躍上玫瑰色的駿馬馳騁


     在中國旅行時,我發現,幾乎每一個中國的城市居民都會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山楂樹》。中國出版的卡拉OK盒帶,幾乎每一盒除中國歌曲之外,都收有俄羅斯和蘇聯歌曲,而這些盒帶中也經常出現一個名字——薛范,一位歌曲譯配者。
  在和薛范相識之前,我已經看到過不少有關他的文章,也聽說過許多,因此見面時令我大為驚訝的第一個印象是,無論目光、舉止和思維方式,他都沒有通常從被困在輪椅上的人們身上常可見到的那種羸弱的神情。在他身上,我感受到一種很有意思的、具有敏銳的不拘一格的思維方式,他是一位十分親切隨和、但同時又具有極強自尊心的人。
  是命運的捉弄,他早年因患小兒麻痺症招致雙腿終生癱瘓,同時也顯露出早慧的跡象:五歲學彈鋼琴,在畫家父親的指導下學習繪畫的基本技法,六歲上學,成績優秀。而他最主要的秉賦則是他不同一般的意志。憑著這種意志,他在生活道路上比他八個健全的兄弟姐妹所取得的成就更多。從少年時代接觸俄羅斯文化,至今生活在由它激發的高尚美好的情感世界以及動人心魄的音響和語言的和諧天地裡。隨著我們進一步的交流,我眼前彷彿浮現出葉賽寧筆下「春日嘹亮的清晨」、「躍上玫瑰色的駿馬馳騁」那個奇妙的形象。薛范已經六十開外,但他的生活軌跡始終如一,彷彿一生是一躍而成,儘管這一躍曾遭受命運無數次毀滅性的打擊。
  1952年,薛范中學畢業,考取了當時的上海俄語專科學校。當他去報到時卻因殘疾而被拒絕。他沒有消沉,按著規定的日程表生活:每天早上起床,打開唱機,用最大的音量放送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鋼琴協奏曲,然後工作。他自學俄語,自學大學課程,經常泡圖書館。激勵著他的一件事是和奧斯特洛夫斯基遺孀拉伊莎的見面。那年拉伊莎來到上海,會見了一些重殘青年。蘇聯歌曲、書刊、電影彷彿給他的「玫瑰色的駿馬」插上了翅膀。他譯配的歌曲一首接一首,出版了第一本歌曲集。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又是命運的一次新的打擊:他的家裡沒有了鋼琴,失去了書刊、歌譜、樂譜(不少樂譜有作者的題籤)、收藏的唱片。然而經過半死不活的十年之後,薛范重又跨上了「玫瑰色的駿馬」。
  北京之行——對於一個殘疾人來說,是個不簡單的考驗,但又是值得的:一本系統、完整地介紹蘇聯歌曲的集子問世,伴隨著的是音樂會和一束束鮮花。出版社專為那場音樂會趕印出來的1000冊書當場銷售一空。
  不可能迴避這位不尋常人物的藝術和政治見解。對他性格的形成影響最大的是中國作家魯迅、古代英雄岳飛和英國作家伏尼契筆下的「牛虻」。談到俄羅斯古典音樂作品,他讚賞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鋼琴協奏曲和第六交響曲、格林卡的歌劇《伊 萬·蘇薩寧》;俄羅斯作家,他更為推崇萊蒙托夫、普希金、巴烏斯托夫斯基和葉賽寧(早在1958年薛范就翻譯過他的幾首短詩)。畫家,他看重列賓。他喜愛的蘇聯作曲家是杜納耶夫斯基、索洛維約夫—謝多伊和巴赫慕托娃。作為一位專業翻譯家,他已經出版了30種歌曲集,其中半數是俄羅斯和蘇聯歌曲集。「當代其他國家的歌曲通常翻來覆去就是『愛我』『吻我』這類詞語,而蘇聯歌曲有極為深刻的內涵,譯配較難,但也更有意義。」臨別時,薛范說:「我對蘇聯解體深以為憾,您說,它還有希望重生嗎?」
  我無法回答薛范「是」或「否」,只是握著他的手以感激他提的這個問題。在結束本文時,我想對中國的俄學家們引用一下屠格涅夫的話:「……要沒有你們的話,看到家裡所發生的一切,怎不令人灰心喪氣呢。」
Author :安德烈·克魯申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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